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大师的周恩来，为建立和发展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堪称党派合作的光辉典范。回顾周恩来的历史业绩，学习他多党合作的思想理论，弘扬他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诚合作精神，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与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真诚团结、尽力争取民主党派，奠定了多党合作的基础

周恩来是较早地批判“左”倾关门主义，主张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

30年代，周恩来率先走出革命根据地，进入国统区，领导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深知，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中间势力占有极大比重，他们的向背，对于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成功与否，具有决定的意义。周恩来正确判定，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国各民主党派正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的政治代表，可以成为中共广泛团结中间力量的桥梁和纽带。他指出：“有了民主党派，我们可以经过他们去影响没有组织的群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职员等，并且经过这些党派的政治活动，也可以锻炼考验这批人。”因此，周恩来在国统区始终把建立发展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联盟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统战任务，并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周恩来正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原则，即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具体地说，对接近中共的党派、团体及个人应扶助其发展，对中间分子则接近他们，影响他们，密切同他们的关系，善意地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促进他们进步。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发生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革命根据地与外界的长期隔绝，使国统区的民众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共普遍缺乏了解，甚至心存疑惧。为了团结争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周恩来广交党外朋友，经常同他们聚会、恳谈，耐心细致地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帮助教育他们进步。他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周恩来热忱主动，真诚平等的待人态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引导方法感人至深，多少人“闻其风而悦之”。民主党派领导人胡厥文回忆当年同周恩来的交往说：“我从他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使我钦佩不已的是他既给人以教益，却从不自居人师。”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党外朋友指手划脚……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着名工商界民主人士胡子昂说：“各方面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周恩来以其坚定的信念，博大的胸怀，崇高的品德，真诚的态度，杰出的才干，赢得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无限信赖。许多人正是从他身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党，对共产党由疑惧到信赖，由疏远而亲近，进而接受了党的领导。

在激烈复杂的现实斗争中，各界民主力量迫切希望能够组织起来，但又面临重重困难，对此周恩来总是尽力给予支持帮助。1941年夏，周恩来领导建立了由中共党员、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该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国民党民主派和各界民主力量建立发展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发展，更是凝聚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1940年4月，周恩来向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建议要把各中间党派进一步联合起来。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1941年3月，由三党三派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1945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此间周恩来曾多次到梅园同张澜、沈钧儒等商谈，并约见各方面代表，分别情况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为改建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也都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帮助。周恩来说：“民主党派的历史就是在全国人民拥护和我们党支持之下发展的历史。”

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每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遇到危难，周恩来总是挺身而出，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阴谋解散第三党。第三党派代表向周恩来表示愿与中共合作并请求帮助，周恩来欣然允诺并予以帮助。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办《光明报》遇到困难时，周恩来得知后即指示在香港的廖承志，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帮助，使报纸办了起来。抗战胜利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主动让出中共的代表名额给民盟，从而粉碎了国民党限制刁难民盟代表名额的阴谋。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处处照顾民盟的利益，使民盟更加信赖中共。当蒋介石国民党迫害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人士时，周恩来一面关怀援助他们，一面严正抗议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如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安排大批民主人士从重庆转移到香港，从而避过了蒋介石的迫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部署援救了身陷孤岛的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及家属800余人。当有的民主人士被国民党特务殴伤时，周恩来亲自到医院慰问。经过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程，周恩来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民主人士结成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促进了他们的进步。这就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建国初，周恩来正确分析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阐明党派合作基本原则，推进了多党合作关系的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因为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内的少数干部开始滋长骄傲和以功高自居的思想情绪，在处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出现了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他们轻视民主党派，看不起民主人士，对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人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不服气，认为民主党派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提出“不应在政治上去提高他们，在组织上去扩大他们”。他们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民主党派也该结束了。这些认识严重妨碍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干扰了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贯彻实施。另外，党内一些同志还存在敷衍迁就的倾向，也需要克服纠正。

为了统一和提高党内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明确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于1950年8月和1951年1月召开了两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周恩来都到会作了报告。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参加了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和全国干部会议，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周恩来的报告和讲话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派关系以及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讲到党派关系时，周恩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同各方面搞好关系，同各民主党派搞好关系。他说：“党派有排他性，这在对敌斗争上是绝对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它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排他，就不能取得胜利。处理好党与非党的关系就是要使联合性与排他性结合起来，运用得当。”“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广泛联合，就不讲原则。凡是要求我们承认的，我们就承认，那又会涣散了统一战线。”周恩来科学地阐明了党派关系的原则，既着重反对了党内对民主党派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又反对了敷衍主义、迁就主义的倾向。

建国初期，民主党派中曾产生两种倾向：一是主张把民主党派变成纯粹进步分子组织；一是主张民主党派应当排斥进步分子，成为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周恩来深刻分析了民主党派的性质，指出，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从中国上壤中生长出来的，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的性质，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它。如果搞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的道路：垄断市场，向外侵略，反对共产党”，这是不被许可的。民主党派只能是承认《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领导，这是历史的必然。他还指出：“各民主党派中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子，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纯粹进步分子的组织，若都是进步分子，还有什么意义呢？”周恩来关于民主党派性质的论述为民主党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战线性质的，而民主党派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权中应当有他们的代表。他强调：“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些工作，民主党派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因此，民主党派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发展。

周恩来十分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说：“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要非党人士作报告”。政务院的“有关文件等也交非党人士审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们修改。这样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而且还会完善我们的政策”。周恩来提出，对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在政治待遇，物质生活方面应一视同仁。对党外人士不得歧视”。周恩来还要求各级统战部门认真检查一下对民主党派的工作，看看在政协、各级代表会议和各级政府中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否已经安排得很好，合作得很好，既帮助了他们，又教育了他们”。

周恩来的上述论述和指示，及时地纠正了党内外在党派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认识和倾向，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深刻阐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排除干扰，坚持多党合作制度的贯彻实施

建国后六年中，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应时代潮流，顺利地渡过了土地改革关和社会主义改造关。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各民主党派原来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民主党派及时适应这个变化，确定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确立了“接受、贯彻和执行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各民主党派已经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联盟，这就为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多党合作的继续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1956年9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上正式宣布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但是党内有些人对这一方针存在着某种怀疑和抵触情绪。有的认为：“阶级正在消亡，民主党派长期存在没有阶级基础”；有的说：“监督只能是共产党监督民主党派，怎么能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也有人提出：互相监督会降低共产党的威信，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只应当有一个政党存在”，对民主党派应当实行消极防范和控制代替，以斗争为主，“少统多战”。民主党派中也有人怀疑共产党提出这一方针只是权宜之计，是一种策略而已，对将来仍然心存疑虑。

周恩来历来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固然要讲究其策略性，但更要强调其战略性，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派合作关系高瞻远瞩，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

首先，周恩来论述了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他说：“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归于消亡，但是，各民主党派仍然联系、代表着各方面的群众。周恩来说：“不仅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由于成分来源的不同，人们的思想动态还会有不同的”。“我们是从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来的。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一个简单想法”。“所以，从种种方面看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周恩来进一步回答了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的问题。他说：“一个阶级、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共产党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但在现在还有它的历史任务，民主党派也是这样。他指出：“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其次，周恩来论述了互相监督的必要性。他指出，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就带来一个危险，一些人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破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因此，“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当然，共产党员首先要党的监督，可是整个党的工作也还要其他民主党派监督。同样，每个党员也要其他民主党派监督。因为，多一个监督，做起事来总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周恩来又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我国人口众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他说，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实行监督，就是承认民主党派的民主权利，就是共产党实行民主的具体表现。当然，民主党派也应该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

最后，周恩来提出：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宪法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这种政治自由，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自由”，“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天地很大，可做的事很多，个人活动范围也很大”。他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尊重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和政治自由，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同时民主党派：“有时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搞错了，受点批评也不要紧，只要吸取教训，努力改正，就能不断进步。”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真诚合作的愿望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党派关系方针的明确提出，以及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精辟阐述，使各民主党派受到极大的鼓舞，激励和调动了各民主党派成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积极性，多党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阶段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

然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随之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贯彻实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民主党派被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主要作为被改造、被监督的对象而存在，他们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在“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周恩来尽力减少“左”的干扰，仍然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贯彻实施多党合作制度。1959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民主党派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60年夏，周恩来在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上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不是偶然的，肯定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1961年夏，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在讲到“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如此”。“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这一点要肯定下来”。此后，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多次反复重申这些思想。

1962年4月，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邓小平到会作了重要指示：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一般不再叫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要认真改善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经常向他们交待政策、交换意见，很好地使用他们，让他们有职有权。随后根据周恩来提出的“调整关系、发展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积极因素”的统战政策，党采取一系列措施，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有所改善。

正是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十年当中，“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虽然受到左的干扰，但在总体上仍然得到贯彻实施，统一战线在曲折中发展。此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权和各级政协中始终占有相当的比例，其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民主协商，有效地行使参政议政的职权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

四、“文革”期间，周恩来力挽狂澜，保护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尽力扞卫多党合作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遭到极大破坏。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和地方组织被查封，一切活动被迫停止，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遭到迫害。民主党派参政监督、民主协商的权力被取消。

1966年8月，周恩来获悉民主党派机关被冲击查封后，非常痛心，指示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随后，他以毛泽东的一份批示为契机，亲自拟定了保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使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得到了保护。周恩来总是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与场合，充分肯定、热情赞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要求红卫兵、造反派懂得历史，正确对待他们，不要任意批斗、伤害他们。1969年5月，周恩来专门致函人大政协的军代表指出：“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队伍，而不是去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1970年2月，周恩来再次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随便揪斗。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保护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屈武、邓宝珊等着名民主党派领袖、民主人士的事迹尽人皆知，不再赘述。

林彪集团覆灭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开始联合办公。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用两天半时间，亲自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讲解林彪集团问题，并特地邀请李富春等人帮助组织座谈讨论。这是“文革”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普遍了解了被“审查”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结论情况，使最后确定的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成员，其中2885名代表中，党外人士为688人，占232％，有相当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参与了对国家大事的管理。1975年1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要性，重新明确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在病重住院期间仍然心系多党合作，多次叮嘱有关人员遇事要同民主党派协商，对民主人士要多加爱护照顾，直到病危时刻还在询问朱学范的下落。周恩来对于患病的民主人士总是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去世后则妥善安排后事，对家属关怀备至。周恩来对在“文革”期间逝世的民主人士，尽可能举行追悼会并发表消息，表达共产党对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的悼念。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逝世后，为尊重她的遗愿，周恩来让邓颖超、廖承志等护送灵柩到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最杰出代表。他作为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运用马列主义统战理论最娴熟，统战实践与经验最为丰富，统战风格与艺术最具魅力。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者，又是多党合作的卓越领导者和光辉典范。几十年中，他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即使在“文革”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为维护、扞卫多党合作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的远大眼光和博大胸襟，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见义勇为的革命风格，严于律己的崇高品德，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他的光辉形象，有着巨大的思想上、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精神力量，使党外人士理解和体谅，即使像“文革”那样严重的失误也是如此，增强了他们对共产党的同情和信任，为新时期发展多党合作关系准备了深厚的思想政治基础。周恩来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始终如一的团结、帮助和关怀，更是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底。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曾写下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生为人民，死为人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千秋万世，永志斯人”的感人诗句，表达了民主党派和亿万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无限崇敬、无限缅怀的心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与发展了周恩来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理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崭新局面。周恩来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正成为新时期坚持与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宝贵思想财富和强大的驱动力量。周恩来多党合作的光辉典范永载史册。（林祥庚）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